来源：采访记者/周远方，大橘财经

原文标题：“如果没有政府在3G时代下这个决心，就不会有今天5G的先发优势”

通信行业从未如此“出圈”，5G无疑是当下万众瞩目的焦点。

它不但是中国“新基建”的关键要素，是赋能数字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而且还因美国的干扰打压，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博弈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期三天的2020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16日闭幕。中国通信人们在5G商用一周年之际，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中国移动已建成5G基站35万个，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联合建成5G基站33万个，均提前完成全年计划，中国5G基站数达全球70%；中国5G用户数已达1.5亿，占全球90%……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5G时代刚刚拉开序幕，它也正遭遇着所有新生事物都遭遇过的质疑：5G到底是不是那么有用？5G的能耗等技术问题能否解决？对消费端来说，5G带来的新体验似乎并不明显；对产业端来说，5G的赋能效果还停留于少数案例，尚未转化为明显可见的效益……4G的潜力还没挖尽，有没有必要那么快上5G？

鉴往知来，观察者网在第二届5G千兆网产业论坛会前专访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在这位推动中国3G标准走向世界的亲历者看来，由于移动通信行业有跑马圈地的特性，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当年下大决心对抗欧美WCDMA和CDMA的先发优势，力推TD-SCDMA（下简称“TDS”）成为世界三大标准之一，就不会有之后的“4G并跑”和今天的“5G引领”。

记者：从去年年底开始，5G的商用就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从移动通信的1G时代开始，中国第一次获得宝贵的引领地位。但我们知道，这样的格局来之不易，是中国通信人数十年努力的结果，尤其是从3G时代开始，中国标准真正成为全球三大标准之一。

您作为亲历者，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形势？当年我们的TDS是不是在对抗WCDMA和CDMA2000标准的先发优势？中国市场是不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杨骅：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因为3G过去这么多年了，最近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谈过。我作为当年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还是有很多感触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放到更大的环境里去看，大国，尤其是拥有庞大市场规模的国家，是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市场来带动本土的产业发展的。我们小时候上学讲中国地大物博，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是市场规模大，这是最大的优势。

大家这么多年一直在追求技术创新，从各个领域都希望能够有所突破。但是创新的最大价值，是在市场上得到规模化的认同，这样的创新才算成功。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的市场规模其实对于创新的支撑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么多年来，我国投入很多资金来支持各个行业的创新，做了很多有力的推动工作，从我个人体会来说，市场对创新的推动和牵引是最大的。

由于中国有这么大的商业市场空间，当我们要提出一个技术标准的时候，本国市场规模足以推动这个标准得到广泛应用，市场的应用又会带动产业链的快速成熟。

当年我们推动TDS标准的时候，处在非常劣势的状态。WCDMA和CDMA2000（欧、美的标准）已经在全球许多地方开始建网了，我们才开始提出标准。人家已经开始成熟商用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提出做产业化的开发，这个差距是巨大的。

从全球整体发展节奏来看，大部分主要国家发牌照都在2005年以前，我们是2009年发的牌照，滞后了五六年。这是因为TDS起步比较晚，TDS是2003年才开始在我国产业化开发，但WCDMA那个时候在英国已经开始商用了。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可以说我们的政府非常睿智，因为业界都迫切希望早发3G牌照，但是中国却迟迟没发，在全球主要市场，我们是最晚发3G牌照的。

如果那时候中国做另外一种决策，2005年就发牌照，这样的话，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就没有机会崛起。整个中国市场仍然会是WCDMA和CDMA2000的天下。

为什么当年我们在那么滞后的情况下，还要提TDS标准呢？我们要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现在总结说“1G空白、2G跟随、3G突破……”，其实1G的时候从技术角度来讲不完全是空白，1G在没有国家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西安邮电四所的李世鹤（后来成为“中国3G之父”）和江苏江阴市经委达成合作意向，开发“大哥大”，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技术上取得成功。但当我们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采购元器件，准备要按市价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竞争对手摩托罗拉一下子把整机售价降到我们的器件成本线以下。我们在1G时代的努力就这样没能成功。

记者：它提早形成规模效应了，就有降价空间。

杨骅：是的，它有很大的先发优势，可以控制成本。结果我们那个技术最后就只能给一些特殊行业做应用，发挥了一些作用。在公共市场上，因为摩托罗拉整个都降价了，比我们器件买入成本都低，我们没办法做。

记者：这就是赢者通吃的先发优势。

杨骅：是的，到2G的时候，主体是GSM和CDMA，我们当时都做了跟踪仿制。移动通信行业有跑马圈地的特性，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发牌照，第一期建设可能用户较少，后续根据用户增长每年要扩容，但是只要第一期比如爱立信中标，后续的全北京扩容市场都是爱立信的。

由于我们在2G以前的技术标准上没有占得先机，因此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总是慢人一步或两步。1999年《人民日报》、《人民邮电报》当时都是重点报道了我国移动通信技术实现群体突破，当时的标志点就是介绍了大唐、中兴、华为的GSM基站实现了全面突破。

但是，我们没有市场份额，因为我们国内的GSM基站部署启动早于99年这个时间点，所以各个地方基本上都已经被外企占了。只是出于支持国内发展的一些要求，中国企业到还没建网的老少边穷地区，少量建设一些，但是没有能够在主流市场上发挥作用。

记者：只能从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做起。

杨骅：对，所以到3G的时候，已经有WCDMA有CDMA2000两个标准，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出一个TDS？就是希望在技术标准上有话语权，因为这个标准是我们提出的，我们自然在这个技术体系里走在前列，我们想这样去寻求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和市场份额。

当时全球都认同是FDD体制，我们这个是TDD体制（注：TDD即Time Division Duplexing，时分双工，是移动通信系统中使用的全双工通信技术的一种，与FDD相对应，是在帧周期的下行线路操作中及时区分无线信道以及继续上行线路操作的一种技术），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我们当年是“换道超车”，如果按照同一条路走，我们是追不上的，FDD人家有几十年的积累，所以我们用TDD的技术模式。

当时TDD是不被市场认同的，欧美也很清楚，市场就这么大，如果中国的TDD成功，就必然要切分蛋糕，所以各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打压。即使在我们中国，在行业内部讨论支持标准形成的时候，大家都很热烈，但是一旦成为标准后，要开始产业化开发，大家都持怀疑的态度，认为我们不可能做出一个成功的东西。

FDD和TDD技术示意图

记者：当时国内有很多报道质疑，这个标准不被国际主流认可，投入过大等等。

杨骅：当时既不被主流认可，大家也没有信心去做这件事。但是政府对这件事情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的，紧紧把握住了市场启动的节点，在TDS没有基本成熟的时候，顶住压力，不启动我国3G的市场应用，当TDS具备一定的应用条件以后，才开始启动，并且给了它一块很大的市场，就是中国移动。

当时中国移动在2G时代占有60%-70%的市场，作为市场基础来带动TDS应用。当然，从2009年TDS发牌开始，因为不成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吐槽很多。

记者：是的，当时一段时间大家的切身体会是，移动的手机信号没有联通的CDMA好。

杨骅：但是TDS在两年的时间里面快速成熟，达到了和WCDMA和CDMA2000手机相当的水平，中国市场的总用户数也超过了50%。我们的初期的目标是希望TDS和CDMA2000、WCDMA一样，能取得三分之一就算成功了。结果由于产业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做到了50%多的市场份额，应该说这样一个规模的用户量带动了产业链的持续成熟，也奠定了后来4G时代TD-LTE的成功。

由于4G有了成熟的产业链和创新链，所以我们在4G阶段拿下了在全球的半壁江山。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原来我们希望4G的时候我们能有全球1/3，后来我们在全球占了一半，在中国市场远远超过一半。

所以从3G时代开始，我们创新的成果能够得到市场实战锤炼，推动它成熟。因此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对于创新和标准技术的发展是有强劲的推动力的。像一些市场较小的国家，在某些技术上可能很领先，比如日本在在第一代、第二代的移动通信技术上，是比较领先的，3G上也不落后，WCDMA它也是最早的，但是由于市场规模限制，因此对于产业链的带动能力不像我们中国市场这么大。为什么日本的企业慢慢就淡出通信领域了？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是他们当时没有看好中国的TDS，没能在这个市场上获得利益，来带动产业链发展。

记者：我印象中，日本自己发展的不少技术，都遭到了美国通过市场手段的打压。

杨骅：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规模，不但对于TDS很重要，对于未来其他各个行业里面相应的创新和形成标准，都将会是一个强力的牵引和推动，能够使我们的相关产业快速成熟。

尤其在今天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上，由于我们在不少领域起步比较晚，客观讲，国外在某些行业里比我们领先，大家更愿意用国外的产品。但是在今天这种环境下，国外技术很多门都给你关死了，这就迫使我们要自己去做。其实我们这个市场容量足够大，足够带动各行业创新的技术标准和创新产品的成功。

记者：在5G的应用上也是如此。

杨骅：是的，像今天的5G，我们走向了世界的前列，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我们这个市场强有力的支撑，使得我们的技术和产品能够快速成熟，而且由于规模效应，使得成本大幅降低，这样到国际市场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非常强劲的竞争力。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在这次5G被打压之前，国内的系统设备已经占全球一半，终端设备占70%，就是基于国内市场规模所培养出来的竞争力。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3G标准的形成对后来的4G、5G发展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当时这么做，有没有预见到今天的局面？

杨骅：这倒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落后，1G空白，2G还在跟踪仿制，不要说创造，我们实际上是看人家怎么做的，模仿做相应的东西。3G的时候因为这条路走不通了，走了一段时间以后，产业上创新的成果得不到市场的认同，所以被逼得没办法，刚好遇到国际电联有这样的机会，希望形成统一的标准，向全球征集标准，所以我们尝试提一个中国的标准。在那个时候我们仅仅期望能在国际化的标准组织里面发发声，反映一下我们的诉求，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因为我们原来没有标准，老是落在后面进不了市场，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标准能够带动本土的产业链起来。在这之前，中国没有形成移动通信的产业链，中国市场上都是摩托罗拉、朗讯、北电、阿尔卡特、西门子、诺基亚、爱立信，那些如雷贯耳的公司。我们那时候提的口号就是，希望通过3G标准的发展，使我们国家能够建立起移动通信的相关产业链，并为快速发展的移动通信市场做一点我们应做的贡献。但是由于我们有这么大市场的规模，而且移动通信又是近些年来高技术领域竞争的一个焦点，方方面面都比较重视，才使得我们逐步走到了今天世界前列的位置。在20年前，我们是不敢讲我们要领先，只想在里面有话语权。

记者：最后想请您谈一下5G在赋能中国制造业上的案例和潜力，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杨骅：好的，5G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我有一个跟业界不太一样的观点，我认为移动通信的发展，奇数代都是侧重创新的，偶数代更多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奇数代创新创造出的需求。

这在5G上也是适用的，4G以前的通信都是“为人服务”，5G全面转入了“为物服务”，面向行业服务，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它需要行业的认同。对于个人来讲消费习惯要改变，对于行业来说，生产模式要转变，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认识上的统一，需要技术、人才各方面的准备。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5G对各个行业的赋能是有重大作用的。由5G赋能的未来整个数字化的社会，我认为核心点是两个，一个是泛连接，5G包括未来的6G，都将提供高可靠的海量连接能力；第二个是泛计算，由于泛连接能够把数字化的产业连接起来，同时把计算的能力通过5G网络赋能到行业，赋能到生产线上面去，这样就能大大提升制造业的效率。

从中国整个产业发展来说，目前中国是制造业的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的强国。这是由历史原因决定的，我们现在制造业的总体水平和德国、日本、美国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这又回到大家经常讲的一句话，所有人都在讲“弯道超车”，我个人的理解仍然是“换道超车”。按照传统的模式要去提升追赶，我们也可以做，而且我们这些年也在做类似的工作，但相对来说，达成的效果和我们的预期是有差距的。因为我们在同跑道追赶的时候，人家也在进步而不是停滞。因此在新的产业变革出现的时候，就是新的机遇，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原来的差距忽略掉，相当于站在新的起跑线上，重新和欧美国家并排往前跑，这样我们就有新的机会。

现在5G所带来的变革无论称为“工业4.0”还是“数字经济”，都是这样一个机遇，能够让我们有机会跨越跟西方传统优势领域有差距的这一段。通过新一代的信息技术，5G、6G的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新技术，来提升我们过去传统的生产制造方式，在工业4.0这个阶段实现快速发展，这也是中央所讲的供给侧改革的题中之意。

因为生产本身就是供给的过程，要提高供给水平，高效、低成本地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就需要通过先进技术来实现各个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实现我们的智能化制造，实现我们的数字化社会。5G有非常强劲的向各个行业赋能的作用，这也需要各行业和信息技术领域紧密结合，快速实现这样一个跨越。

在北京通信展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演示远程操纵远在厦门港的龙门吊

记者：一方面我接触过一些头部企业，已经用这个技术来做柔性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等等。另一方面，我也接触过一些传统制造业，比如由企业尝试用数字化的能力去赋能传统的纺织厂，把所有织布、纺纱的上下游供应链整合起来。这两个例子我觉得都是比较典型的。

杨骅：对。我们现在主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从行业的角度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认识问题，大家从大的方向说都能理解，未来可能带来这样的一些好处，但实践究竟怎么做，怎么样一步一步形成不同行业间的协同，统一认识，行业间共同形成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个解决方案非常复杂，是一个跨行业，跨领域的解决方案，靠单一的行业的提升是不可能实现的。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上，我觉得目前还有分歧。

记者：具体怎么去做，还有成本等等的一系列问题。

杨骅：对，这是认知上的不同。目前虽然有一些应用示范，但还都是点面上的，都不成体系，比如你刚才讲到的纺织行业，也是点面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基于5G的未来智能制造，应该是从原材料定货开始就全系统智能化管理，但是现在只是某一点上或者某一个工序上的应用，包括医院、矿山、煤矿等等。

再举例来说，这次“绽放杯”5G创新决赛，其中阳泉煤矿是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案例。我跟阳泉煤矿做过很深入的需求性探讨，发现他们原来跟我讲到的煤矿安全性需求，这一次并没有完全覆盖，原因有技术成熟度的问题，也有不同方面认知的问题，我觉得这需要多行业、多部门去解决这个事情。

第二个问题，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碰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企业负担都很重，保增长、保发展的需求现在是第一位的，因此企业难以下决心拿出更多的资源来做这方面的突破，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两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中央也有新的精神，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在推进双循环格局的要求下，这些问题都会改善。

另外我觉得，特朗普总统所采取的政策，将会加速中国供给侧的改革进程，因为无法继续对外依赖。

记者：那就专注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

杨骅：对，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挖掘国内供应链的潜力，原来我们的供应链不够强大，更好的东西可能要选国外的，现在没得选了，只好培养本土的供应链，这样将会有助于我们未来实现内外双循环的模式来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

记者：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中国的市场容量其实足够大。

杨骅：是的。我觉得你今天提的问题非常好，因为可能某些舆论只专注短期的繁荣，或者当下的压力，并没有看到整个国家长期的战略。比如当年TDS一开始手机效果不好，一些人就认为这是不成功的。其实一个行业在起步阶段，正在奠定基础的阶段，必须要有创新链、产业链的建立，以及研发人才队伍的培养，如果没有当时下那么大的决心，就没有后来4G，也没有今天5G的发展。